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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認為國安委或將在以下三方面制定戰略：首先要設立一個國家安全戰略，因為到目前為止這方面還是空白；其二在對外戰略中，特別是在安全領域，中國可能顯得更為積極主動；其三中國可以提供的公共安全產品會更多一些。
　　早報記者 盧夢君 王維佳
　　在昆明暴恐事件發生後，正在召開的兩會將如何涉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引發更大關註。去年11月12日公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對於國安委未來的職能和作用，早報記者採訪了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熊文釗、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馬堯。
　　複雜的安全形勢
　　“在當下複雜的安全形勢中，單靠外交部或者軍隊都無能為力。複雜的安全形勢逼著我們不得不採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種形式。”
　　東方早報：3月1日，昆明發生了嚴重暴力恐怖事件。您認為對於此類事件，國安委在正式啟動後會如何應對？
　　熊文釗：維護社會穩定、反對恐怖主義肯定是國安委的重要工作內容。國安委涉及的領域可能很多，既要對外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又要對內維護社會穩定。許多內外事件都涉及國家安全，包括民族宗教問題和一些海外勢力的滲透。
　　東方早報：今年兩會會不會專門出台一個關於國安委的法律？
　　熊文釗：這個暫時不能確定。國安委既可以寫入憲法，也可以像國務院一樣有一個組織法。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一個黨的機構，不需要走法律程序。但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畢竟帶著“國家”兩個字，需要有相關的法律作為依據。設立國安委可能會涉及憲法的修改。
　　東方早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對中國的安全與外交，有怎樣的影響？
　　馬堯：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以及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目前我們面臨的安全形勢是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傳統安全即政治與軍事安全；非傳統安全指除上述兩者外的其他所有安全：如菲律賓海嘯、海上恐怖襲擊等問題。在當下複雜的安全形勢中，單靠外交部或者軍隊都無能為力。複雜的安全形勢逼著我們不得不採用國家安全委員會這種形式。
　　日本曾經在1980年代就對該機構做過探討，時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多樣的安全威脅必須用多樣的手段應對；而多樣的手段需要一個領導機制從中進行協調。有了這樣一個統籌的機構，責任明確效率提高，也能夠提高他們（部門）之間相互瞭解的程度。
　　“國家安全戰略還是空白”
　　“中國的實力已然彰顯，因此無論如何表達善意，也無法打消鄰國的疑慮；更何況周邊國家在歷史上與中國發生過很多不愉快之事。國家安全委員會起碼在安全領域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溝通渠道。”
　　東方早報:該委員會將制定什麼戰略？
　　馬堯：首先要設立一個國家安全戰略，因為到目前為止這方面還是空白；其二在對外戰略中，特別是在安全領域，中國可能顯得更為積極主動；其三中國可以提供的公共安全產品會更多一些；委員會成立之後，中國有可能在周邊地區設立一個地區國際安全體制，此舉對控制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是非常有益的。
　　東方早報：當前形勢下，周邊國家是否會將該地區國際安全體制視作威懾？
　　馬堯:這個需要我們長期努力，我想委員會的成立不僅僅是為了應對國內的安全，更多的是著眼於大國周邊，旨在打開一條新的通道。
　　事實上，中國的實力已然彰顯，因此無論如何表達善意，也無法完全打消鄰國的疑慮；更何況周邊一些國家在歷史上與中國發生過很多不愉快。國家安全委員會起碼在安全領域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溝通渠道。至於在內政方面，（委員會）也更加符合一個政府高效運轉的需要。
　　東方早報：該委員會成立後，外交部的角色定位是怎樣的？
　　馬堯：我一直認為中國外交部跟美國國務院有所不同。美國國務院是美國的決策機構，是國家第一大部。而中國外交部只是一個執行機構。
　　以美國為例，菲律賓遭遇海嘯，美國立即派出航母以及兩棲艦對災區進行救援。
　　而如果說此刻中國要對蒙災的鄰國進行救援，國家安全委員會就要進行統籌，即需不需要出動，怎麼出動，出動之後的後續手段，以及事後施加的影響，這番工作需要國家救災委員會、公安部、海軍、外交部的通力合作，威脅必須用多樣的手段應對；而多樣的手段需要一個領導機制從中進行協調。有了這樣一個統籌的機構，責任明確效率提高，也能夠提高他們（部門）之間相互瞭解的程度。
　　要改革先立法
　　“依法改革，要改革先立法。遇到阻礙改革的法律及時清理，及時修訂。這就和其他國家的改革一樣了。比如，權力下放，有‘權力下放法’；地方制度改革，就有‘地方制度改革法’。”
　　東方早報：您對習近平總書記現在領銜的另外兩個小組有關註嗎？
　　熊文釗：現在我們國家處於一個社會轉型時期，很多利益需要協調。在這個時候，由習近平總書記統攬全局，是必要的、合適的。
　　中央設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涉及民主法制領域、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國安委也同樣涉及全局。習近平總書記是國家主席，又是中央軍委主席，保障國家安全是他的職責。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由習近平總書記領銜，表明中央很重視網絡安全問題。
　　東方早報：您如何看待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
　　熊文釗：這次改革是依法改革。這是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他強調重大改革要於法有據，改革要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改革也要依法進行，不能因為改革而違法。現在搞試點也要法，如果改革違法，這對改革者和民眾都很危險。
　　依法改革，要改革先立法。遇到阻礙改革的法律及時清理，及時修訂。這就和其他國家的改革一樣了。比如，權力下放，有“權力下放法”；地方制度改革，就有“地方制度改革法”。
　　建立公務協助制度
　　“再怎麼整合，都會有職能和職能之間的協調。因此，在大部門制之外，還要公務協助制度。公務協助關係分為兩種：可以公務協助關係和應當公務協助關係。通過法律規定哪些是可以公務協助關係，哪些是應當公務協助關係，用程序來代替議事協調機構。”
　　東方早報：您是大部門制的倡導者，認為這可以減少議事協調機構，提高效率。但是，在大部門制改革後，現在中央又新設立了國安委等議事協調機構，您對此怎麼看？
　　熊文釗：議事協調機構不是不應該有。為什麼有議事協調機構？因為不協調的事情太多。怎麼減少呢？一個辦法就是大部門制。把相關職能都集中在一起，把相關部門整合成一個大部門。原來不同部門誰也管不了誰，現在放在一起，就用不著議事協調機構了。
　　不過，再怎麼整合，都會有職能和職能之間的協調。因此，在大部門制之外，還要公務協助制度。公務協助關係分為兩種：可以公務協助關係和應當公務協助關係。通過法律規定哪些是可以公務協助關係，哪些是應當公務協助關係，用程序來代替議事協調機構。如果一個部門遇到應當協助的事務沒有協助，它就有責任。我們還需要很多議事協調機構是因為大部門制沒有徹底完成。
　　但是，最近成立的國安委和兩個小組不一樣。我們在推進改革，改革需要協調，才能把方案推進下去。該有的得有。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就是一個高位的議事協調機構。國安委也同樣涉及很多領域，需要協調多個部門。
　　（原標題：國安委設立源於複雜安全形勢）